兰考的一场大火，不仅断送了7条小生命，更烧出了各种挠人心肺的声音，其中有袁厉害自责、痛苦、怨恨的哭喊，有道貌岸然的法律界专家对袁厉害的毫无心肝的指控，有某些天良泯灭的官员新闻发布会前在电梯内面带微笑的与人嬉笑，而最刺耳的莫过于当地宣传干事的言论。该宣传干事说：“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因为他，兰考很出名，大家都盯着，都在对比。”（2013年1月15日《新民周刊》）

人们常说，榜样是催人奋进的力量。榜样，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就是要求后来者、效法者将榜样人物同主观自我高度融合，在具体问题面前，运用榜样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支配自身的言行。可是，舆论公认的官员的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居然成了某些官员诅咒的对象，就不能不叫人瞠目结舌了。

这位宣传干事的话，其潜台词实不难揣摩，在他的意下，全中国的官员都像兰考一样冷漠，只是因为焦裕禄的缘故，兰考的官员才被置于聚光灯下，备受关注和指责。

以上语言均引自新闻报道。

说实话，相形之下，兰考的状况与全国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一场火，只是兰考，只是焦裕禄，兰考的问题显得突出，让新闻媒体抓住了。

兰考宣传干事的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9年11月28日《羊城晚报》刊发署名高志国的文章《口出狂言——“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兰考县委书记被免职》。文中说，不到40岁的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因为这样一句狂言丢了乌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９月３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编辑室的委托，河南省电台记者王小兵到兰考采制国庆特别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９月４日，宗家邦陪同开封市参加“三讲”教育的领导到焦裕禄陵园敬献花圈。王小兵闻讯赶到活动现场，向宗家邦说明来意。宗书记勉强答应接受采访，但要在中午陪领导吃完饭以后。

下午，王小兵几经周折在县里一家宾馆找到了酒足饭饱的宗家邦书记，王小兵有意识地将话题引向焦裕禄，宗家邦却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有好多事都没办好，我的任务很重啊。”期间，王小兵不断提醒宗家邦要多谈谈焦裕禄，宗家邦被问得不耐烦了，突然生起气来，大声喝道：“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随后大骂王小兵，并将他赶出门去。

酒醒后，宗家邦觉得不对头，忙派人找王小兵，得知王小兵已返回郑州时，宗家邦立刻丢开手上一切事务，亲自开车前往郑州……９月９日，王小兵在兰考采访受阻的新闻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耐人寻味的是，此事发生后，宗家邦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天天组织干部学焦裕禄精神，天天下乡视察工作。

10月初，河南省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调查宗家邦是否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宗家邦对前来调查的人解释说，自己当天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看来，到底是酒后失言，还是酒后吐真言，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无论怎样，宗家邦因为此事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

宗家邦事件5年后，焦裕禄的家人说出了各自的看法。

他们没有异口同声的抱怨，更多的是对宗家邦的理解和同情。焦国庆说：“只要脑子清楚就不会说那样的话，酒后脑子糊涂了才那样说。他不是烦焦裕禄精神，而是别人总拿这个话题问他，他烦的是这个。”

焦守凤回忆起当时的背景：1999年是国庆50周年，上级的领导要来视察，外地的干部要来学习，全国的媒体都过来采访。县委书记不算很大的官，他谁都不能得罪，都得出面陪同，谈来谈去都是“焦裕禄精神”这个话题。“别人总拿同样的话问我，我也烦。”

焦守凤说她老伴从来不掺和焦家的这些事，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焦守凤出面应付，每年最多也就一两次。但这样的场合对兰考县委书记却是家常便饭，他也不能躲避，县委书记这个头衔在很多来访者面前根本无足轻重，而宗家邦的政治前途很多时候却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不只是宗家邦这一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困惑。

宗家邦的才干是焦家子女惋惜的另一个原因，他在任期间，兰考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本来在政治上也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焦家人的看法还是比较公允的，不似舆论一边倒，对于宗家邦全盘否定，甚至破口大骂。

兰考的地理位置不算优越，位于豫东平原，坐落在黄河古道，2003年7月的黄河大水还淹了一部分地区。兰考面积也有限，占地1094平方公里。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兰考在开封地区根本排不上号。

但兰考县委书记的地位却非常耀眼，焦裕禄之后，历任县委书记在开封的政治地位都比同级别官员高许多。他们通常是由一名开封市市委常委兼任，即便暂时地位不高，很快也能得到提拔。先后有11位继任者坐在这个耀眼的位置上。

兰考县委书记的人选定夺也不是开封市委就能决定的，很多时候都要请示上一级河南省委的意见。一位官员说：“河南省委会考虑给兰考配备最优秀的干部，因为兰考是‘政治大县’，必须慎之又慎。”

这样的背景下，宗家邦的到兰考上任，相信开封市委、河南省委都是慎之又慎的，可是，宗家邦却出事了，而且是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也是相形之下，宗家邦的语言，与焦裕禄的高大完美，显得那么的另类，那么的刺耳，那么的不合时宜。

现在，一场大火，7个幼小生命的逝去，又在兰考掀起了轩然大波，国人的目光聚焦到这里，在拷问兰考的官员，拷问兰考的一切。

这样是正常的吗？

我们常说，背靠大树好乘凉。

兰考有焦裕禄，有焦裕禄纪念馆，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参观者来了，游人来了，新闻记者也来了，这一切，为兰考带来了效益，带来了人气，同时也带来了曝光率。

曝光率，可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宣传正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也同时增加了暴光的几率。

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人无两面光。

这也印证了另一俗语，树大招风。

但是，这中间所反映出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深思，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60年代，新华社记者穆青，采访并报道了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报道发表后，焦裕禄的名子在华夏大地上广为传颂。他心中装着群众，为改变兰考面貌呕心沥血，他的感人故事，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他成为干部的楷模，成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他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座丰碑。

焦裕禄之后的县委书记自然要以焦裕禄为尺度，为圭臬，少有不慎，少有差池，就会招来种种非议，可是，其他的县委书记是否都能如焦裕禄一样，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了，因为他们没有处在风口浪尖，没有处在焦点。

这样公平吗？

可不可以这样说，焦裕禄之后，兰考的县委书记都工作在焦裕禄高大形象的阴影之下？

同样，焦裕禄工作过的兰考，各项工作都必须是先进，都必须走在其他县的前列。

可现实是一些普遍的问题，不是一个兰考县可以解决的。兰考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就来了，就来了拷问，来了聚焦，来了质询。

如果兰考因为焦裕禄而备受世人瞩目，备受新闻媒体关注；如果兰考因为焦裕禄而被人另眼相看，被社会另眼相待，一切但是相形之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新闻媒体就显得不那么公允，不那么公道。

在一个什么事情都讲究一致，讲究随大流的社会，连腐败都要一起，“大家都贪，就你不贪，你是混不下去的，几天就得把你挤兑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某集体贪腐的贪官语），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对人、对事、对社会的一切来进行评价，否则，只能见一个抓一个，只能挂一漏万。

这可不是谦虚，而是千真万确。

就是目前令人关注的网络反腐，就是那个号称“网络反腐先锋”的“公民记者”也承认，官员贪腐被揭95%因政敌或内讧。

廉政建设，反对贪腐，如果仅仅只是通过小偷的意外之举，小三儿、情人的暴露，政敌、情敌的死命攻击，而不是通过日常的制度，正常的工作而发现，而制裁，一切都是意外，一切都是“隔墙撂砖头，砸谁谁倒霉”，那么我们的建设就不是建设性的建设，我们的工作就不是持续性的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爱理不理，可有可无，其结果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是记者的悲哀，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

不能相形之下，我们不能让人与人比，而要人与制度比，让机制管理人，让制度管理人，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尺度，有一个自始至终，始终如一的机制，那样，才能不会再相形之下，而是相形之上。

 

2013年1月18日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