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事件新闻不断，于是又想起朱启平的长篇通讯《落日》。

想起《落日》，自然就想起朱启平。

朱启平（1915—1993），浙江嘉兴人，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 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记者；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他辍学南下，后转到复旦大学。之后他辗转到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

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仪式结束后，他当即写长篇通讯《落日》并发表，反响强烈。

《落日》结合现场报道，表现出中国人民战胜强敌的民族自豪感，揭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提醒人们展望前景，激起历史责任感和危机感，是一篇能振奋民族精神和民众意志的好文章，是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仪式通讯类作品的“状元之作”，此文被编入高中语文教材，后来还被列为大学新闻系教材。其后他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由于他在二战中国际大局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杰出记者。”

解放后，在反右期间的鸣放座谈会上，朱启平提起一件往事：1951年，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从法国归来后，朱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翁放弃了美国的高薪聘请，归国效力。可是上级审稿时不经他同意就硬改写成翁在海外走投无路，共产党宽宏大量接纳了翁。朱认为，那不仅背离事实，而且也是对爱国者的人格污辱；就这一条，朱启平被打成右派，被遣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

1960年经廖承志提名，朱启平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外语。及至“文革”，他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惨遭迫害。

1978年，朱启平调到香港《大公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次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西欧四国，凭吊戴高乐墓，撰写了《伟大的平凡》一文，文笔优美，意义深远，一时为人们所传诵。

晚年朱启平回顾自己新闻生涯，对年轻同业寄予殷切希望。他说：“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

其中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

老新闻人严秀先生1997年读到迟来结集出版的《朱启平新闻通讯选》，就发自内心地赞许说：“朱启平的新闻之所以值得长久保存，关键在于两个字：眼光。”

“胸中要有亿万人民”“眼光”，这些，今天的新闻记者似乎多已忘记，更多的是功利，更多的是听命，更有甚者，把手中的笔，镜头，话筒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谋取私利的锐器。

汉语里有“白纸黑字”，一个记者，一个文字工作者，如果没有眼光，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写、录、拍一些应景之作，阿谀之作，逢迎之作……多少年之后，悔是悔不掉的，那些文字，那些镜头，那些语音，就是铁证，就是碑刻，记录着一个记者，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良知，后人自会给予客观的评价，给出公正的结论。

落笔之前，拍摄之前，录音之前，掂量掂量，自己的文字，自己的镜头，自己的录音，自己的一切作品，都承载着自己的光荣与耻辱，慎重一些，负责一些吧。

斯文扫地，是文人，是记者最大的耻辱。

一介刀笔吏自勉，也与朋友们共勉。

2012年9月2日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