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最早出自《增广贤文》，《孔子家语》亦有记载，其中含义，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苦口的良药虽然让人难以吞咽，但利于疾病，利于病痛；忠诚的话语虽然有些难听，但能够帮助我们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醒大家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和批评。

良药大多是苦口的，但有利于治病；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利于人们改正自身的缺点。意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

一个人有了过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及时改正就无大碍，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从而由小错到大错，由大错到不可救药，苦口的药虽然很难让人吞咽，但却有利于自己痊愈，逆耳的话虽有点伤人，但却能帮助修正我们言行。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

防微杜渐，养痈遗患。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韩非子·喻老》）

扁鹊进见桓公，站着看了一会儿，说道：“您有点小病在皮肤的纹理间，不医治恐怕要加重。”桓侯说：“我一点小毛病都没有。”扁鹊离开后，桓侯说：“医生总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治好他们的病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说：“您的病已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又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说：“您的病已到了肠胃，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还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又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远远看了桓侯一眼，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去问他，扁鹊说：“在皮肤纹理间的病，用热水焐、用药物敷，就可以达到；在肌肤里的病，用针刺治病，就可以达到；在肠胃里的病，用火齐汤可以达到；在骨髓里的病，那是司命神的事情了，医生是没有办法的。桓侯的病现在已到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过问了。”过了五天，桓侯浑身剧痛，派人去寻找扁鹊，扁鹊已逃到秦国去了。于是桓侯就死了。

可怜的蔡桓公一命呜呼，死翘翘了，空留下讳病忌医的笑柄。

各位看官注意，扁鹊见蔡桓公的三次言行，第一次，扁鹊说“君有疾”；第二次，扁鹊说“君之病”；第三次，还是说“君之病”；第四次，“扁鹊望桓侯而还（旋，很快。）走”，准确地表达了蔡桓公的病情与日加深，最后至不可救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病就要吃药，而吃药就不能怕苦。苦味虽然让人们不那么受用，不那么舒服，但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能拒绝苦口的良药？“忠言逆耳利于行”，正确的批评、建议、意见，对个人品德的修养、国家事业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些话虽然说得刺耳，有些批评可能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让人面子颇有几分难堪，有些挂不住，但只要是忠恳有益的，也不应该挑剔提意见者的话是否顺耳，方法是否得体。

这句贤文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接受者，针对被批评的人的，旨在教育人们要勇于接受批评。强调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但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不太动听的，但有利于人们改正缺点。这二者从治病到治身，从治身到治国，说出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并且通过前后语言上的对比和哲理上的互补把主题表达得非常清楚。

但是，今天我们思考一下，良药一定要苦口，忠言一定要逆耳吗？

唐太宗曾经问魏征：“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列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太好了！”
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道：“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凉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征，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魏徵》：“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由于唐太宗重用人才，能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做“贞观之治”。

列位看官，请注意一个细节，魏征的言语还是惹怒了太宗，以至于太宗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让人庆幸的是唐太宗还不至于昏庸到真要杀掉魏征，而且唐太宗身边有一个深明大义、深明事理的长孙皇后。如果唐太宗是昏庸之君，唐太宗身边刚巧又有一个不明事理，善进谗言的长舌妇，魏征恐怕就有性命之虞喽。

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一身冷汗。

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够得到智者的批评是一件幸事。真诚地批评一个人是需要很大勇气，冒很大风险的。谁都知道“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谁不喜欢恭维，谁愿意听取批评意见？甚至有些人还会错误地对待批评，把提批评意见的人当成仇人。

所以，批评人，对人提意见，还是讲究些方式方法好，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智者只对那些值得批评的人进行批评，提出意见，而对那些不值得批评的混蛋，根本不要去理他，不要去说他，任其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千万不要去冒被仇视，被杀头的危险。

历史上，是有着血淋淋的教训的。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时家贫，常和一些穷孩子放牛砍柴，讨饭度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从前的“发小儿”，都想巴结一下朱皇帝，占些便宜，沾点儿光，混个一官半职。

两个朱元璋的“发小儿”结伴而行，到南京皇宫中来见朱皇帝。

第一位“发小儿”说：

还记得我们一起割草的时候吗?有一天，我们在芦苇荡里偷了些蚕豆放到瓦罐里去煮，没等煮熟你就抢豆子吃，把瓦罐都打破了，豆撒了一地，你抓了一把撒在地上的豆就往口里捂，不小心连红草叶子也送进嘴了，结果一根草棒卡在喉咙里，卡得你直翻白眼，还是我出的主意，弄了一把青菜叶子放在手上一搓，塞到你嘴里叫你硬咽下去，才把草棒子吞了下去，不然，哪有今天啊!

朱元璋一听，顿时变了脸，喝令武士把他推出去斩首。可怜的那个“发小儿”，官没做成，反成了刀下之鬼。

这位“发小儿”的死，与他的说话方式不当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还在于了解交际对象，在把握自我因素的基础上，把握交际双方的特定关系，以便在信息的发送与反馈中调整好语言形式，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而这位“发小儿”没有顾及朱元璋此时地位、身份的变化：他已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了，儿时相濡以沫的朋友关系，如今不再平等，而是君臣关系了。所用的称谓，本来就应该体现这种关系的，但他还是一口一个“你”，怎么能不使皇帝生气呢?

另外，他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全是“村夫俚语”式的大白话，这种语言方式，这种场合下，显然不宜。

皇宫是肃穆、庄严的，这种村夫俚语式的语言，与金銮殿的气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严肃不足，滑稽有余，极为不协调，客观上让人觉得似在戏弄皇帝。再者，这位“发小儿”不了解朱皇帝的心理，他这时至高无上、自尊心理随之膨胀。这位“发小儿”却把少年时的旧事，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兜了朱皇帝的老底。对于皇帝来说，出身低微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发小儿”的一番话，正好戳到他的痛处，伤害了他的自尊，皇帝不恼羞成怒才怪呢。

朱元璋杀完那个“发小儿”，回头问同来的另一位“发小儿”：“你有什么说的?”那人连忙答道：想当年，微臣跟随陛下东征西战，一把刀斩了多少“草头王”。陛下冲锋在前，抢先打破了“罐州城”，虽然逃走了“汤元帅”，但却逮住了“豆将军”，遇着“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多亏了“菜将军”帮忙，不然，哪有今天啊!

朱元璋听了，顿时满脸堆笑，心花怒放，夸奖道：“这才是寡人的功臣哩!”随即降旨封他做了将军。

这位“发小儿”同样以“怀旧”的方式来唤起朱元璋昔日的感情，所叙内容实际上也是一回事，为何前一个被杀，这一个却做了将军?

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他目睹了同伴的悲剧，感觉祸从口出，因说话不妥当而遭不测，因此他调整语言形式，求得生路。有了前车之鉴，他察颜观色，牢牢把握住了双方的特定关系，昔日的“发小儿”，如今是君臣了，他以“微臣”自谦，而以“陛下”尊称，把角色的关系作了明显的定位，极大满足了朱元璋的虚荣心，这样造成了心理相容的效应，融洽了双方的感情。接着，他把朱元璋小时割草抢吃被卡的轶事，用一种奇特的“隐语”表达出来，把割草说成“南征北战”，把割草说成斩“草头王”，把朱元璋抢吃说成“冲锋在前”，把打破瓦罐说成打破“罐州城”，把罐破汤流说成逃走了“汤元帅”，把抓住豆子说成逮住了“豆将军”，把草梗子卡在喉咙口说成遇着“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这一系列的语言系统构成了强烈的军事色彩，虽然局内人听来，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局外人听来，好像完全是在描述朱元璋当年金戈铁马的戎马生涯，在文武大臣面前为朱皇帝挣足了面子，对这位开明代基业的“马上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剂极有效的兴奋剂。而且所用的语言比较简炼，具有文言色彩，形成了半文半白的风格，与金銮殿肃穆的气氛非常协调。这个“发小儿”之所以交了好运，与他方式方法得当，选择的语言词汇得体有关。

在交际之中，把握人们各自的特定关系，是交际成功的关键所在，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选择。而内容倒是其次的，因为同样的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达形式，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语言能帮助人们获得交际的成功，也会给人们带来祸害，这最终要看我们自己如何把握了。

刘邦时的周勃，尽管忠厚，但是木讷，为相几载，几度涉险。忠臣岳飞，就因“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招致皇上不满，犯了皇上大忌，最终坏了性命。

教训莫不是血淋淋，触目惊心的。

如今的苦口良药都裹上糖衣，不再苦口了，我们的逆耳忠言为何还要逆耳呢？

列位看官，这些文字，初衷是写自己看的。

在下一介莽汉，有口无心，说话直白，直来直去，冲劲十足，足以撞倒南墙；极少顾忌，办事直率，书生意气，开诚布公，两肋插刀，好在没有遇上朱皇帝那样的昏君。过去是过来了，今后保不齐会遇到呢，朱皇帝之流，历史上还是不少见的。还是巧妙一点，委婉一点，语言讲究一些，行动得体一些，巧舌如簧是不敢奢望的，但是马屁拍得舒服些，恭维来得委婉些，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能成大器者，莫不从善如流，知错必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过，那是别人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况且，我们的一片热心，一片好心，干嘛当驴肝肺贱卖了呢？

您说，对吗？

2012年6月3日12:15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