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兄聊天，酣畅之时，学兄电话铃响，颇为刺耳。

学兄示意一下，接了电话。

……是这样，如果您真的想办一个邀请展，我来为您组织，邀请一部分省内、国内的名家，不需要那么多钱的……

学兄诚恳地给对方讲。

听话音，是有人与学兄商量一个书法、绘画的邀请展。

一会儿，学兄挂了电话，满脸的无奈：

你看，咱好心办了坏事！他们办一个邀请展，我本想让他们省钱，可人家不领情，不高兴……

哎呀！学兄，我说你多次了，你是只懂得书法、绘画、篆刻，社会的俗务，你大概还不如我呢！人家愿意花钱，就有花钱的道理，有花钱的目的，你要别人省钱，怕不是耽误了人家的好事，断了别人的财路！

嗷，有这等事？我让他省钱，还耽误了他的好事，断了他的财路？学兄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说吧，一个笑话听过吗？

女人说，我就喜欢两种花。

男人问：哪两种花？

女人说：有钱花，随便花。

专家说，朋友在于走动，走动才有感情；资金在于流动，流动才有效益。什么人，什么花钱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这中间，学问大了去了！

我滔滔不绝，仿佛专家似的。

富人，官员，要让他花钱，多花钱。你不让他花钱，他不高兴，不痛快。他觉得没有派头，没有气魄，他觉得你看不起他。况且，不花钱，怎么赚钱呢；穷人、百姓呢？别让他花钱，或者少花钱。让他花钱，他哪儿来的钱呢。他没有，手头紧吧，生活拮据。

对比分析，有理有据。

在咱们老家，中医大夫就深谙此道。

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富人、官员治病、保健、进补，人参、鹿茸、海马……大堆的名贵中药、补品，大把的真金白银。他高兴，有派儿，有份儿！穷人、百姓治病，中医大夫多用偏方儿。

我唾沫液横飞，好像要唾珠咳玉一般。

《庄子·秋水》：“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

唾珠咳玉，还有咳唾成珠。

人得意之时，往往要显摆一下，卖弄一番。掉掉书袋，穷酸文人常有的事儿。

中医大夫，给穷人、百姓治病：去，你把那泡糖鸡屎吃了，病立马就好！

穷人、百姓眼见不花钱可以治病，花小钱，治大病，高高兴兴，感恩戴德，把糖鸡屎吃了，那病它可就真的好了。

出奇得如有神助。

但是，这种办法，用在富人、官员身上，不行，不好使！他会觉得你是糟践他，侮辱他，奇耻大辱，韩信钻胯，孙膑膑骨一样，和你不共戴天，势不两立。

看看，是不是好心办了坏事？是不是富人、穷人，官员、百姓，花钱的方式不同？所以，该让他花钱，就让他花钱，多花钱，花大钱；不该让他花钱，就不让他花钱，少花钱，花小钱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要有科学性……

领导做报告一样。可逮个机会，好好给学兄上上课，让他也好好听我一次训话！

当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知道吧？范仲淹是没有到过岳阳楼的。宋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贬到了湖南岳阳。《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做邓州县令时，在邓州花洲书院立马可待，一挥而就的。

话锋一转，转到文学，转到历史上了。

范仲淹记岳阳楼，他当时正在邓州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不仅当时未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凭这些间接的材料，范仲淹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假装到过洞庭湖，照抄照搬，东拼西凑，炮制一篇，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乎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范仲淹的好友，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详细描述，就可以理解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千里迢迢，远道托人，请他作记，他不能拒绝，又不能写孬，于是，就有了《岳阳楼记》不记岳阳楼之景，只是直抒胸臆，有些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宋代范公偁《过庭录》关于《岳阳楼记》写作背景有 ：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其实并非一个清廉官员，并非一个勤俭官员，而是一个贪官，一个污吏。修建岳阳楼，只是一个借口，掩人耳目而已。

抛出观点，然后开始论证：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据此，似乎可以对滕子京为人为官做一个大致的评定：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其次，还是位风雅文士。其依据便是重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很有名楼搭台、文化唱戏的味道；范仲淹答应“作文记之”，想必与大文学家交情不错，不然怎么请得动呢。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文人的得意之处，莫过于做翻案文章。翻案，可以正翻，也可以反翻的。可以往好处说，也可以往坏处说的。

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雄兵。

上下两片嘴，是非任我说。

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北宋另一位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记载，滕子京原为泾州知府，“用公使钱无度”，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滥用公款”，被人举报。朝廷调查时，他销毁账簿，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得以侥幸漏网，朝廷只好把他贬到岳州（巴陵郡）为官，有留用察看以观后效的意思。

深究起来，滕子京的“谪守”不是件光彩的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滕子京本应吸取教训，好自为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干活，干净。但他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近得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通过设个人金库的手段，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肆意挥霍。

如此一来，滕子京这位“能臣廉吏”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其“成功经验”有三。如今领导讲话，多是三点，至于第一点有几点，是三点，还是四点，说不准的；第二点，第三点里有几点，一样难说。

现在，姑且给滕子京总结三点吧：

一是善抓“形象工程”。

灰溜溜地被贬岳州，早出政绩，快出政绩，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唯一良方。找准突破口，搞一二个有影响力的大工程。毫无疑问，重修岳阳楼成为首选，这形象工程一上马，一竣工，政治上可得资本，经济上可得实惠，可谓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二是善于装扮自己。

作为一个饕餮之徒，能成功地得以伪装，滕子京利用了人们的惯性思维：有文化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不言钱”，妇孺皆知的事。

重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

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诗填词什么的，水平姑且不论，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君子”之列了。

三是善于借助“名人效应”。

范仲淹是当时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大将，颇有声望。请他“作文以记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其社会效应就足以让滕子京树立起良好的从政形象。若非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有谁不景仰有加呢？

客观地讲，滕子京的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按滕子京的一贯作为，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建设岳州特色文化”，而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至于借机渔利，贪婪无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为人齿。

滕子京早已作古，但其遗风犹存，似乎愈演愈烈。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巧立名目，节庆晚会，论坛会议，培训考察，五花八门，林林总总。

经济并不宽裕，收入十分有限，但是出手阔绰，办事大方，请名角、名记，邀大腕、大家。

那些名角、名记，大腕、大家，自然不是白跑一趟，乐得肚皮鼓鼓，腰包鼓鼓，酒足饭饱，盆满钵满之后，拍屁股走人，空留一屁股的债务，让那些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去还；让那些起早贪黑，汗珠子摔八瓣，一月挣不了几千大毛的工人去还。

不能说，有些举措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绝对没有裨益，也不能简单推定，在这中间，官员们都像滕子京那样直接在经济上获益，但不可否认，许多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着的是一些官员的私心。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已成为一些地方和不少官员的通病和顽疾。

范仲淹无意之间给滕子京办了个好事，替滕子京洗了白，去了污。而你是有意之间给别人办了个坏事，堵了别人发财的路，断了别人升官的梦！

我不无教训地说道。

有那么严重？学兄还有些不以为然，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这么严重！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哈哈一笑，学兄恍然大悟：好啊，原来你是忽悠我呢！

但愿我是忽悠你的，可是，我经常祈祷，那些官员可千万不要忽悠百姓，忽悠社会吆！

2012年5月12日4:43蜗居